曾经云罗伞盖勘探复杂深邃的人性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或许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观念的强势冲击有关,我们的很多作家曾经把小说创作的“去人物塑造”作为一种带有艺术创新意味的审美时尚。现在看起来,这样的一种艺术创新,其实是一种小说创作的误区。

2017年,同样不仅两次在《收获》杂志上发表作品,而且其作品还登上了们费尽心机打造的《收获》60周年纪念专刊的,除了80后作家张悦然之外,还有一位,就是这些年来以一系列中篇小说创作而特别引人注目的作家尹学芸。尹学芸是一位有着敏锐现实关怀的作家,这一次,在中篇小说《曾经云罗伞盖》(载《收获》杂志2017年第5期)中,她依然把自己的艺术视野投射到了当下时代最具现实感的房屋拆迁问题上。但请注意,作为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尹学芸绝不会仅仅从社会问题的角度去关注表现拆迁这一社会现象,她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借助于房屋拆迁这一社会热点问题去挖掘勘探复杂深邃的人性世界,并且在此基础上相当成功地刻画塑造了朱玉兰这样一位具有特别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或许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观念的强势冲击有关,我们的很多作家曾经把小说创作的“去人物塑造”作为一种带有艺术创新意味的审美时尚。现在看起来,这样的一种艺术创新,其实是一种小说创作的误区。事实上,古往今来的一部文学史,早已充分证明,大凡优秀的小说作品,其标志性的特点之一,就是能够成功地刻画塑造具有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粗略地翻捡一下我们的文学记忆,就不难发现,那些优秀的小说作品之所以能够在头脑中留下深刻记忆,其中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因素,就是作家刻画塑造出了生动丰满的人物形象。

《曾经云罗伞盖》所采用的,依然是尹学芸已经轻车熟路的第一人称限制性叙述方式。叙述者“我”名叫魏小琴,是一位在乡镇基层挂职的作家。因为镇长被派去市委党校学习的缘故,“我”临时被上级领导安排代理一阵子镇长。没承想,“我”刚刚走马上任伊始,就遇上了当下时代令基层领导格外头疼的房屋拆迁问题,遇上了小狼窝村一个“冥顽不化”的“钉子户”:“小狼窝最后一户没签协议的钉子户叫朱玉兰,拆迁小组据说已经跑了九十八趟,唇舌费尽,都没有让朱玉兰动心。”这个拒绝拆迁的钉子户的焦点问题,集中在她的狮子大张口上。借用镇书记王耑的话来说,就是:“钉子的四套房子说出大天来也不行,按政策我们只能给她两套,多一平米,也得县委曹书记做主。”关键还在于,这位朱玉兰,竟然还是“我”的老相识,早在二十几年前,两个人就不仅曾经打过交道,而且还有着非同寻常的交情。就这样,由于作家对叙述者“我”的特别设定,小说文本就不仅非常自然地把当下时代的朱玉兰,与二十多年前的她联系在了一起,并且还在一个相对宏阔的时间维度内以一种“亦抑亦扬”的艺术手法展开了对朱玉兰这一人物形象的深度塑造。

首先进入读者阅读视野的,是作家借助于小说人物陈珂的眼睛所看出的,一位多少显得有一点特别、有一点非同寻常的“钉子户”朱玉兰的形象。关于这一点,我们且来看陈珂与“我”的对话:“陈珂说,别人家都弄虚作假,把平房接成楼房,在白地插上树枝冒充苗木,在林地挖个坑冒充机井,在空地支些架子冒充厂房,朱玉兰却啥也不搞。我说,她觉悟高?陈珂说,可按照政策,她家明明只能置换两套楼房,她却偏要四套。”紧接着,当“我”进一步追问朱玉兰之所以如此要求的理由的时候,“陈珂说,她儿子死了,儿媳没有改嫁。所以给儿媳要一套。我说,这是个理由。陈珂说,可她还想给孙子一套。我说,还有一套,她想给谁?陈珂说,女儿呀!女儿死了她想给姑爷要一套,她未免想得太周全了。”按照相关政策只能够置换两套房,但朱玉兰却偏偏就是要置换四套房。其狮子大张口的贪婪意味自然非常明显了。然而,正如陈珂所特别强调的,与那些总是千方百计地弄虚作假的“钉子户”有所不同,这位朱玉兰却是以硬生生的方式振振有词地向政府张口索要四套房的补偿。

但同样是这一位朱玉兰,倒退回二十多年前,却不仅仅是一位劳动致富的专业户,而且还曾经担任过小狼窝村的党支部书记。身为作家的“我”,之所以能够与朱玉兰建立很好的交情,正是因为在当年,为了撰写宣传朱玉兰先进事迹的报告文学作品,曾经专门去小狼窝村长期采访过朱玉兰。在“我”的记忆中,当年的朱玉兰,“说话快人快语,走路两脚生风。脸膛黑红,颧骨高,眼睛小,典型的乡村妇女,朴拙而又憨厚。”但就是这样一位看起来极其寻常的乡村妇女,却顺应当时的时代潮流,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首先是个人的发家致富:“她是村里最早的养鸡专业户,也是最早通过养鸡发家致富的人。”然后,是古道热肠的朱玉兰对于村里其他养鸡人家的积极支持与热情帮助:“朱玉兰的古道热肠,让谁心里都没有负担。不管白天还是黑夜,鸡们稍有风吹草动,主家就风风火火地跑来请。朱玉兰总是二话不说,背起药箱就走,就像多应当应份一样。”“村里几乎所有的养鸡人家,都跟朱玉兰借过钱,有借几十的,有借几百的,有借几千的。朱玉兰从来都是来者不拒,也不管人家还得起还不起。”个人的顺应时潮发家致富倒也罢了,关键还有她那样一种只能够以无私来加以评价的奉献精神。当上级部门需要她出任党支部书记带领民众致富的时候,朱玉兰的反应是义无反顾:“村里的两委班子长期处于瘫痪状态,组织上找到她,请她出山,带领村民共同致富。她都没有回家商量,自己就点头同意了。”事实上,也正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朱玉兰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小狼窝村的集体致富事业上,所以才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朱玉兰在那一段声名鹊起,三八红旗手,巾帼英雄,致富女强人,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凡是能想到的荣誉,几乎都有她一份。”唯其如此,国务院总理才会在下乡时专门坐在她家的炕头与她拉话。而“我”,之所以会应邀撰写以朱玉兰为主人公的报告文学作品,并由此与朱玉兰结缘,也正是由于当年朱玉兰的先进事迹过于引人注目。

然而,只要将以上两种形象的朱玉兰并置在一起,你在惊讶她们简直判若两人的同时,更会出乎本能地追问,假若说前后两个朱玉兰的形象都是真实的,那么,那个二十多年前思想曾经那么先进的优秀基层干部,又是在经历了怎样的一种演变过程之后,方才彻底蜕变为现在这样一位在房屋拆迁问题上漫天要价的“钉子户”形象的。如果套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语式来表达,那很显然也就是“‘钉子户’是怎样炼成的”。某种程度上说,尹学芸这部中篇小说的核心要旨,就是如何才能够把朱玉兰的这种精神蜕变过程富有艺术说服力地传达给广大读者。也因此,小说中才会出现这样的一段叙事话语:“她从一个全县闻名的先进,一个模范支部书记,到眼下成了一个难剃的头,一个著名的钉子户,那种巨大的心理落差别人不懂,我懂。她曾经是一个把荣誉看得比生命还贵重的人,这样一个巨大的转身,如果不借助外力,我怀疑她自己很难完成。”实际上,在导致朱玉兰精神蜕变的过程中,她的儿子小奇不幸的命运遭际,是一个重要的筹码。首先是小奇的房子问题。事实上,小奇在婚后不仅一直想盖房子,而且都已经批下了盖房子的宅基地。假如不是当时身为支部书记的母亲朱玉兰一直在把小奇挣下的钱投入到村里自办的乡镇企业冶炼厂里,那么,小奇的房子早就盖起来了。唯其如此,朱玉兰才会充满内疚地强调:“这是我儿子的家!要不是因为我,房子早盖起来了!有正房,有倒房,还有对面厢房!”“儿子那时不少挣,要不是让我挪用了,儿子的房能盖十多间,能置换好几套楼房!”然而,与小奇的房子最终没能盖起来相比较,更让朱玉兰深感内心愧疚不安的,恐怕还是小奇的死。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儿子小奇正是惨死在母亲朱玉兰之手。一个八岁的小男孩,玩耍时意外地掉进一口井里出不来。出车回来的小奇被现场的呼喊声所吸引,跑到了现场观看。没想到,他这一观看,竟然被自己的母亲给抓了个正着。朱玉兰不管不顾地要求身形瘦溜的小奇下井去救人:“当时现场已经是哭喊声一片,不容朱玉兰再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她只是粗暴地说:‘你是我朱玉兰的儿子,你不下去谁下去?!’”谁知道,小奇下去后,却再也没有能够上来。一个还很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意外地凋零了。你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小奇的意外死亡会给朱玉兰形成多么巨大的精神刺激。一直到很多年之后和“我”说起来,朱玉兰的感觉依然是:“你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么?我就是不停地干活干活干活。没有这些活计,我早就疯掉了。手里有活计,心里就踏实。我对自己说,你可别疯掉,疯掉会让人笑话。我从不看电视报纸,不跟人聊天,不说村里的事。谁的事我也不说。只要不干活,原先那些日子就会蹦到我的眼前,让我的脑子像车轮一样飞。心像擂鼓一样跳,眼花得看啥都是重影。”毫无疑问,儿子小奇的不幸死亡,乃是促成朱玉兰精神蜕变的根本原因所在。她之所以会变成一个房屋拆迁的“钉子户”,是因为面对儿子心存愧疚的她,觉得如果不给死去的儿子争取一套房子,不管怎么说都对不起他。用朱玉兰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儿子的宅基要是不能换套房,我死了都见不得儿子的面,我没脸啊!”

儿子小奇之外,对朱玉兰精神世界形成另一种巨大打击的,是她的女儿小梅的因病过早去世。在儿子去世之后,朱玉兰咬着牙又干了几年。可她无论如何都想像不到,另一次打击竟然会来自于女儿小梅。小梅是一位教师,有一天讲课时忽然晕倒在了讲台上。去医院检查的结果,是脑血管畸形病变。结果,她果然没有能够下得了手术台。住院的十多天时间里,小梅一直在讲一句胡话:“妈,别赶魏征走。”“魏征是小梅的丈夫,内蒙古人,跟小梅在一起教书。”小梅去世后,魏征和孩子虽然搬到城里去住,但却一直父子相依为命。正是因为有女儿的临终嘱托,所以,在朱玉兰看来:“我还得给女儿和外孙一套房,小梅临终时说不要赶魏征走,没有房子咋留人?”尽管说女儿小梅的死亡与朱玉兰的工作似乎不存在直接的关系,但从人之常情来考虑,朱玉兰为女婿和外孙多争取一套房,也自在情理之中。这里的关键还在于,就在女儿病重眼看不治的时候,朱玉兰却依然一心扑在了工作上。唯其如此,事后的朱玉兰才会觉得愧疚不已:“小梅住院的时候,村里正在搞电改造,离不开人。我没有时间陪小梅,小梅的病情他们也一直瞒着我,想拖到工程结束。我一直以为就是血小板的问题……实在瞒不住了,才告诉我实情,我紧赶慢赶,还是没见到丫头最后一面……”也因此,在朱玉兰为女儿小梅争取一套住房的背后,其实也满含着盈盈的血泪。就这样,儿子和女儿的相继离世,对朱玉兰的精神世界形成了难以估量的巨大打击:“后来虽然人活了过来,却像丢了半条命。记性差,啥也记不住,人总犯糊涂。有时为早晨吃没吃饭,我会想一上午……我到镇里说,我当不了书记了,停了我的职吧。镇里同意了。”关键的问题在于,做了不少年书记的朱玉兰,在去职时,虽然把所有的债务都交割清楚了,但“只是我自己,一分也没有拿回来,一分也没拿回来……”唯其如此,当我们读到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朱玉兰竟然惴惴不安地问“我”:“小魏你说,这世上真有鬼神,有上辈子吗”的时候,就禁不住悲从中来。禁不住要由此而联想到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位祥林嫂。多少年过去之后,曾经担任过支部书记的朱玉兰,竟然如同祥林嫂一样询问鬼神有无的问题,难道说,这位朱玉兰也是祥林嫂的精神传人么?更进一步说,尹学芸也可以被看作是鲁迅先生的精神传人么?

无论如何,正是通过对小奇和小梅兄妹俩的不幸死亡,尹学芸极其令人信服地写出了朱玉兰精神蜕变的根本原因所在。一位曾经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奉献给小狼窝村民众的先进劳模,到最后却蜕变成为一位只考虑一己私利的“钉子户”。说实在话,在朱玉兰如此一种精神蜕变的过程中,除了个人家庭的原因之外,中国整个社会的由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而演变为当下时代的世俗功利主义,恐怕也应该承担不可推卸的历史。尽管如此,对于尹学芸来说,能够借助于房屋拆迁这样的社会焦点问题,刻画塑造出如同朱玉兰这样处于精神蜕变过程中的人物形象来,就绝对称得上取得了思想艺术的成功。更何况,在塑造朱玉兰形象的同时,作家也以鲜活灵动的笔触,虽然只是三言两语,但却相当成功地刻画塑造了如同陈珂这样颇有政治心计的年轻女性形象。细细琢磨一下《曾经云罗伞盖》这一小说文本,陈珂表面的精明干练,与她对于“我”的暗中盯梢,以及她后来与镇书记王耑之间私情的东窗事发,实际上也能给读者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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